THE
ROAD
“医”路走来
非典过后，我国的医疗覆盖有了哪些发展？
注：文中所有数据仅覆盖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披露了27例和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肺炎病例；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白岩松采访，确定新冠肺炎人传人现象，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此后有关新冠肺炎的讨论、话题不断冲上热搜，各地纷纷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国家开始动员全国力量积极防控疫情，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各类方舱医院迅速建成，一支又一支的援鄂医疗队驰援湖北……疫情的严重、发展的迅猛、国家的重视，让人不禁回想起2003年那场同样引起全球传染病疫潮——非典。
小汤山
（图片来源：搜狐网）
雷神山
（图片来源：新京报）
医疗卫生体系最中坚的力量就是全国各地各级各类的大小医院，两次的疫情中各级各类的医院都充当了收治病患的先锋营。毫无疑问，在两次疫情中国家公共卫生体系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多年的医疗体系发展为抗击这次疫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非典过后，我国的公共医疗卫生发生了哪些变化，取得了哪些进步呢？
Chapter one
矛盾后的转变
Photo By Piron Guillaume
2003年“非典”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了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深层问题，折射出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经济政策的偏差，进一步激化了经济政策与健康需求的矛盾。医疗系统急需转变与发展。
而医疗的发展最直观的数据体现，就是注册医院数量的增长。
我国自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31个省市区的医院从2002年至2018年平均医院数量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在2002年非典疫情爆发前夕，中国大陆在31个省市和自治区平均医院数量为575家，医院总数量为17844家。根据最新发布的2019版《中国卫生健康年鉴》中数据显示，截止至2018年全国共有注册医院数量33009家，平均每省市自治区1064家，医院数量上实现了翻倍的增长。在应对紧急卫生状况下，有了后备资源的保障，疫情期间多地医护人员跨省支援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在31个省市区的医院分布中，四川省、山东省的医院总数量一直名列前茅，从2002年非典前夕到2018年，四川省在册医院数量分别于2002、2003、2004、2015、2016年居于数量榜榜首，山东省则从2007年-2014年连续7年医院数量为大陆地区之最，并且数量增幅最大，2002年到2018年16年间山东省医院数量累计增加1523家。
除数量外，分门别类的各式专科医院在这十多年间也得到了充分发展，2018年全国各类专科医院总计7900家，较02年增加了6259家，专科医院的增加意味着人们的医疗消费动机逐渐表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是医疗专业化的结果。
Chapter Two
为什么我们需要三甲医院
Photo By Daan Stevens
在我国除了按照科室对医院类型进行区分，还有一套根据医院规模、科研方向、人才技术力量、医疗硬件设备等对医院资质评定的指标，全国统一，不分医院背景、所有性质。依据医院的综合水平，我国的医院可分为三级十等，在这套医院等级划分标准下评定的最高等级医院就是三级甲等医院，也就是我们口中经常提到的“三甲医院”。
大陆地区三甲医院增加数量统计图
在2002年到2018年的16年间全国的三甲医院数量均出现了增长，其中数量增加最多的省份也是03年非典中疫情较为严重的省份——广东省，总共增加了75家三甲医院，现有三甲医院数量为122家，居全国第一。不仅如此，作为基层主要医疗力量，覆盖面更广、更贴近人们日常生活，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指定收治医院中占据主要部分的二甲医院，数量上也得到了发展。
以成都市为例，在123所指定的新冠肺炎收治医院中，二甲医院的数量与三甲医院数量相当，成为收治疑似病例的主力医院。
当然，医院数量多覆盖面广只是方便病患就医的一个因素，医院内部所设的床位数量更是医院能够对病患收治数量的决定性因素。看病难问题除了“挂号难”还有“等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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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3年版《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2002年非典前全国各地区各类医院共有床位2221753张，截止2018年共有床位6519749张，增加4297996张。每千人城乡合计医院、卫生院平均床位数从2002年的2.65张上升到了每千人5.99张，其中城市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从3.91张上升到了9.07张。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差距仍然明显，2018年农村地区千人床位数仅为4.59张。
突发卫生事件总是考验着医疗系统的资源储备，无论是2002年的非典，还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尤其是武汉的医疗体系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床位是个直观的指标，能够反映这次疫情中当地医疗系统的收治能力。前期，床位不足、医护人员不足、医疗物资紧缺使得湖北的救治工作面临巨大压力。三甲医院代表了各地最高的医疗水准，因而成为收治患者的主力，但仍存在资源不平衡，就医不方便等问题，我国的医疗覆盖发展意味着，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三甲医院。
Chapter Three
幸好有他们
Photo By NCI
在中国，面对庞大的人口数量、复杂的地发展域情况，大型三甲医院和普通二甲医院只占到了整个医疗系统的一部分。那些街边巷尾的诊所、坐落在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甚至是村口的医务室都是这个庞大医疗体系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的存在，才将医疗卫生的触角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身边。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2年后我国的基层医疗机构总数量发生了一定的缩减，从2002年的973098家减少到了943639家，总共减少29459家，数量缩减主要集中在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上，分别减少8531家和76965家。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农村人口逐年减少，同时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展了村镇合并，不同乡镇、村组被合并为大型村镇，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数量也就相应减少了。
基层医疗机构数量减少有因可循，而老百姓看病，除了得有医院可进，有床位可用，还得支付的起繁重的医疗费用。
2001年，中国个人医疗费用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峰（60%），医疗公平性和可及性问题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2003年的SARS事件，国家开始反思公共卫生建设投入不足的弊端。自此开始大讨论，得出中国医改不成功的结论，并于2009年启动新医改。新医改以建立基本医保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和公立医院改革五项制度为改革核心，政府卫生经费中医疗保障性支出大幅增加。
这一趋势也体现在支出总量与比重上。2018年，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由2002年的4.12%提高到7.56%，支出总量为1639.1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1.82%。而这笔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资金。在此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医保再次为患病居民发挥兜底作用，免除了患者的后顾之忧。
同样，在2002年，我国医疗还存在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据2003年《国家卫生统计年鉴》数据，从地区差距上看，东部地区的人均卫生总费用远高于西部地区，而同属于东部地区的各省也存在不平衡。例如，上海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558元，远超江苏和广东的297.5元和39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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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和乡村差距上看，2002年城乡居民人均健康总投资的比例接近3：1，这个比例说明城市和乡村人群的健康投资存在巨大的差异。而到了2017年，这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事实上，当前我国基本医保的全覆盖已经完成，正在进入提升保障质量的阶段，政府和医保基金管理方也有更大动机去介入医疗端的价值导向和规范梳理。近年来，监管层加强了医疗控费工作，通过“保质量、挤水分”的措施，降低药品价格，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增长，医保控费、降药价、支付改革等也已经成为备受医药行业关注的“关键词”。
从医疗机构设置、医疗设施配备再到医疗经费保障，在这17年时间里，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逐步逐级、从点到面向全民覆盖。至此，我们可以说，经过多年的调整和发展，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院+区域中心医院+大型三甲综合医院的医疗层级已经初步构成。在历经此次疫情的冲击后，我国的医疗体系更会稳中向好，逐步前进。